过去一年先后四次上书国会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拜登政府讨到了4800亿美元的国债发行临时配额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又写信给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领袖,警告称如果国会仍无法就美国债务上限问题采取行动，12月15日之后美国将面临史无前例的首次政府债务违约，意思是说不仅美国欠下的债权人本息无法偿还，美国政府机构还会因此关门歇业。

耶伦的说法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自从《第二次自由债券法》立下了政府债务发行“上限”规矩后，历史上已先后提高发债“上限”80余次，也出现过因为债务“上限”调高不及时政府先后关门的事件，但几日后便在得到了国会下发的新债务指标后重新开门；另外，自从美国向全球借债以来，也从未出现欠债不还的违约行为，所以美债违约至少在过往历史上是一个伪命题，而且将来美国政府也不会允许出现偿债违约事实。

不同于其他主权债券，美国国债是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债违约，形式上看是政府信誉的破产，但实际是美元信用的解体，而对于美国而言，美元乃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脊梁，一旦主权债违约而动摇了美元的公信地位，不仅意味着美国面向全球融资的功能尽失，也代表着美国控制与遥感全球的绝密武功尽废。因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会让美元因任何差池而形同烂泥地砸在自己手上，进而危及自己的民众口碑与政治生命力，两党争吵之后，最终需要发多少债就发多少债，借新债还旧债于是屡试不爽。

严格地说来，国债的发行实际是一种适当透支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使用的最基本背景就是基于经济更大的增长预期，也就是说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增量税收实现还本付息。以目前的存量国债规模，按1.5%的利息计算，美国政府每年利息支出约为4300亿美元。但金融危机以来的14年中，美国经济年均增速并没有突破2%，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与挤压，未来美国经济增幅更不可能形成较大的期望值，财政税收所能释放出的偿债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已经不仅是美国政府的主动为之，而是一种被动式的惯性选择，但要使这种惯性逻辑持续演进下去，前提是不可违约失信，否则美国国债就发不出去，旧债就无法清偿，债务链条便会断裂。

当然，一旦出现债务违约，侵蚀的不仅仅是美元信用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生态加倍恶化，更会让美国经济赖以生存的消费驱动模式难以为继。美国的消费率目前高达80%以上，且作为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美国税法一直鼓励借钱消费，但为了刺激和支持借贷消费，美国必须有庞大的借贷资金，为此需要通过发行国债将流向全球的的美元置换回来。当然，美联储可“创造”货币，但增发货币势必让美元与美债贬值，进而加剧市场针对美债的“用脚投票”。因此，在增量货币供给与存量货币置换之间，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后者，即通过持续维护美债信用以资成功回收美元，实现对消费的滋养。

同样，维系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贸易平衡模式也会提醒美国政府在债务违约问题上马虎不得。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常项目贸易赤字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两项相权，美国国际收支其实是基本平衡的。货物贸易逆差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美元外流，服务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则显示为美元流入，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货物贸易逆差等于就是让美国用美元称心如意地买到了全球出口国的廉价商品，服务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等于就是美国凭借技术与金融比较优势驾轻就熟地完成了美元的回归。当然，维系这种逆差与顺差并存状态下的国际收支平衡，同样是美债不可出现违约。因为如前所指，美债违约直接伤及的是美元信用，而美元受损等于就是美国需要在经常项目中用更多的货币购买原来等量的物品，赤字也会变得越来越难看。

不过，债务违约无论怎么看都还只是幻境，可由此衍生出的纷繁闹剧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因为发行国债在美国已经不仅是一个财政手段，而是成为两党之间展开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执政党需要增发国债来推动自己的行动纲领，在野党则要通过反制衡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只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总统会因国债发行不利而黯淡下台，两党只需要在彼此不断地讨价还价后各取所得，自然，那些一度吵得不可开交的闹剧都会平静收场，而国债的发行照样欢喜鸣锣开场。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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