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的一天，我和女儿一起去附近的社区药房打疫苗。

女儿刚满12岁，她的同学大多已在暑假完成了两剂接种。加拿大目前建议12~17岁的青少年也接种疫苗，截至10月2日，这一年龄组的青少年已有86.57%接种了第一剂，81%接种了第二剂。女儿因为年龄刚刚达标，所以我帮她预约了第一针，我自己则要打第二针。

央街是多伦多的交通大动脉，社区药房就坐落在央街上，是一所外观朴素的小平房。推门进去，左侧是药品陈列区，约有三十多个平方；右侧是等候区，摆放了一圈皮椅，墙上挂着液晶电视，正播放新闻，音量开得很小。

前台一位优雅的白人老太太帮我们登记，她介绍自己名叫Ann，笑着核对了我的身份信息和电话、第一针疫苗的时间和品种，并确认了女儿的年龄和就读的学校，然后示意我们在等候区稍坐，“很快就轮到你们了”。

几分钟后，对着等候区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一位戴口罩的白人男医生叫了我的名字，“请进来吧”。这是个只有几平方的小房间，是从过道上隔出来的，一扇门对着等候区，另一扇门始终开着，正对着前台的Ann。

男医生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再次确认了我们的相关信息，提醒接种后可能出现的反应、并解释了对应的处理方式。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他一一回答。当我表示准备好了之后，他站了起来，手上拿着准备好的疫苗走近我，眼睛带着笑意。他个子很高，我正担心这么逼仄的房间、我又坐着，这针该怎么打呢，他竟然单膝跪了下来！我不知如何反应，只能抱歉地说“让您受委屈了！”，他平静地回应“It’s my job. It’s my honor”（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荣幸）。

给女儿接种时，他又一次单膝跪下。女儿从小怕打针，神情有些紧张，他便和女儿开起了玩笑，又说他的孩子也打过疫苗了，感觉“就像蚊子咬了一口”。女儿撸起袖子的胳膊还是有些僵硬，身体也不自觉地向墙倾斜。这时Ann走进来，握住女儿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叫着女儿的英文名字，和她聊起校园生活。女儿慢慢坐正了，医生征得她的同意，迅速地打了一针。

“最快三个星期后，你可以带女儿来打第二针，我已经帮你预约好了”，在等候区观察15分钟后，见我们一切安好，Ann把打印好的疫苗接种证明拿给我，还给了女儿“I got my covid vaccine”（我打了疫苗了）的贴纸，笑着和我们告别。在这15分钟里，我手机上收到了社区药房的两封电邮，一封感谢我的选择与信任，另一封确认接种已完成。

经过机场长廊时，玻璃幕墙前竟放着一张红色的户外椅，一位白发老者坐看窗外的停机坪。机场每天有大量国际航班抵达。接着，我又在海关看到一块”BREATHE EASY”（意为“别紧张”）指示牌，上面写着：机场已增强了空气流通、并对空气质量进行7/24的监控。而在机场进行核酸检测时，护士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却是一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外太空的神情，相当放松。

回到多伦多后，我们接受了两次核酸检测。因为我此前只接种了一剂疫苗，境外归来必须居家隔离14天，除了在机场的检测，第二次检测是居家隔离期间完成的，由一位护士视频指导，用的是在机场发放的自助检测盒。检测完成后，我按要求把检测盒放在门外，电话预约快递公司上门，以无接触的方式取走了。

带女儿一起来打疫苗，是我们居家隔离结束、可以自由行动后做的第一件事。过去一年半时间，她都选择了上网课，现在她坚决要求回学校。回校并无接种疫苗的硬性规定，但安全意识极强的华裔妈妈们大多带娃打了针，我便也就近预约了社区药房。

“打完疫苗啦啦啦啦啦”，回到家后，女儿立刻发了朋友圈。我默默地点了赞，默默希望在第四波疫情下，学校能一直正常开放。

（作者系旅居加拿大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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