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启超在1903年访问美国，期间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思考良多，阐述的不少观点在100多年后的我们看来仍然觉得有意思。

粱启超注意到：在那个年代，美国总统这个职位往往不能吸引有识之士，原因之一居然是：美国总统卸任后往往会为生计发愁。

单看美国总统的年薪其实不低，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年薪就有2.5万美元，购买力超过今天的50万美元。但问题是，这个基本就是总统的全部收入。美国建国初期，总统权力不大，很多政策实施都需要与各州议员协商，因此除了公务会见外，私人和其他场合的社交活动也是少不了的。

但国会却不愿为这额外的社交活动掏钱。总统们不得不自掏腰包承担这些费用。不过当时每年2.5万美元确实不低，总统们紧一紧也还过得去。

随着时间推移，物价也不断上升。而美国总统的年薪却常年不动，美国建国八十几年后，国会才批准总统年薪第一次上调，而这段时间里，已经有不少总统卸任时就欠下巨债了。

1845年离任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任的时候就不得不卖掉土地来还债，卸任后又因为投资失败彻底破产，最后去世时两手空空，留给后人的只有几把礼仪用剑。

当时的总统不但在任时没有津贴可领，卸任后也没有退休金。

这个设计本来也算有道理，因为总统本来就不是终生制，卸任本可以做别的工作。但其实也行不通。首先，要卸任总统低头去下任总统那里觅职肯定不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别扭。

那去国会当议员呢？也不行，因为各州的议员席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再加上当总统时不可避免会得罪一些人。卸任总统想再次竞选议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

而如果去商界发展也存在问题，一来合适的高管职位也少，二来毕竟是当过总统的人，在商界随时有人盯着，哪怕没做什么也会被人怀疑利用关系走后门。所以美国总统卸任后的职业之路，其实并不宽广。

如果是21世纪，总统们卸任后可以写回忆录，或者全球演讲赚钱，毕竟美国总统本身就是世界名人，而全球化时代更方便把这种名气转化为金钱。克林顿卸任后写回忆录，仅预付款就有1000万美元。

可在20世纪初或者更早的时间，这招却行不通。1877年卸任的格兰特总统，因生计问题决定写回忆录，可收到的预付款只有2.5万美元，仅仅相当于他当总统时的半年工资。

而就算是这2.5万美元，格兰特都是豁出命来写：在1884年他检查出喉癌，但为了钱只能抱病写作。最终他在写完后说：“没有我应该做的事情了，我此刻但愿赶快走。”在交稿后的第4天后格兰特去世。

像格兰特这样的情况，在18～19世纪其实多次发生。比如以“门罗主义”闻名的第五任总统门罗，由于在总统生涯里欠下了巨债，卸任后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还债，死前就一直住在女儿家里，靠着女婿的薪水养活。

正如历史学家所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国情，合众国原本是十几个小国在仓促间结成的邦联，地方主义异常强大。因此在建国之初，美国制度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预防出现强势的全国首脑。18～19世纪美国总统们的窘迫处境一直得不到改变，正是这种限制政策带来的后果。

而进入20世纪，特别是30年代新政过后，美国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高。美国总统才开始有了退休金、医疗等津贴。到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哪怕不发年薪，美国总统一职仍然不乏人竞选。这不得不让人感慨，美国的今天已经和昨天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