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0月，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人流不息。只是，相对于疫情爆发前的热闹，如今的贝城显得很是静谧。人们戴着口罩，行色匆匆，鲜有相互交谈。

近几个月来，塞尔维亚人已经逐步适应了疫情下新的生活状态。自6月份起，贝尔格莱德大多数商店已恢复营业，城市公共交通也已重启，政府和公营机构都重新开始办公。虽然时装、家具等店铺仍然门庭冷落，但供应肉类、蔬菜等食品的小店和超市都很拥挤，经济生活正在复苏。

这与4月份全城封锁、店铺几乎全数关门停业、公共交通完全停运时的贝城，已是完全两个样子。刚刚过去的这半年，这个东欧国家一面经受了全欧洲最为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另一面又迎来了二十多年来外交最重要的一次“解冻”。

静谧的贝尔格莱德，正在酝酿着暗涌。

入欧投名状

疫情爆发前，贝尔格莱德的市民们经常坐在街边的露天咖啡馆，自在品咖聊天，享受着没有战争和疫病的美好时光。这里的日常生活节奏要比中国慢，有更多的假日与闲时。

但与此同时，二十多年前战争的阴影从未真正消散。我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数次看见过悬挂着国旗贩卖小饰品、或是干脆在路边乞讨的伤残者。根据年纪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在二十多年前的战争中致残，甚至有可能是伤残军人。

我也曾看到，这里的街头挂着纪念在1990年代战争中死亡者的条幅、标语，这些都是战争的余响，也是历史伤痛的遗留。

但这个九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美国的斡旋下，同科索沃领导人塔奇一道签署了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经济正常化协议。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科索沃随即宣布加入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共同组成的“小申根区”，这是它们加入欧盟的准备阶段产物，武契奇此前表示，塞国将从中至少获利15亿美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就此承认科索沃独立，仅仅签署一份协定，对解决塞科双方的分歧作用有限。本次协议只涉及经济领域而回避了政治和主权争议，按照协议规定，未来双方将恢复两边的经济关系和交通连接。即便如此，也同样引得塞国国内议论纷纷，毕竟，1990年代的冲突已经让双方结下了血的仇怨，想要化解谈何容易。

在二战至今的80多年间，塞尔维亚一直是巴尔干地区民族与宗教冲突的相对受害者。从二战中被亲纳粹组织“乌斯塔沙”大规模屠杀，到冷战中铁托打压“大塞尔维亚主义”，再到1990年代西方在巴尔干多场战争中“拉偏架”，塞尔维亚人都受害颇深。这使得塞尔维亚人在感情上不愿意一退再退，对古代塞尔维亚文明发源地之一的科索沃地区主权的坚持，是他们最后的底线。

但无可置疑的是，总统武契奇正处在一个空前有利的时间点上。6月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当中，以他所领导的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为首的党派联盟“为了我们的孩子”斩获250席中的188席。这意味着无论武契奇在科索沃等关键问题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国内政治力量能够施加给他的压力并不如想象中大。

更为难得的是，科索沃领导层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统治和争斗以后，目前进入了一个空前混乱的时刻。去年10月击败旧军阀势力赢得组阁权的最大政党“自决党”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遭到推翻，至今地区政权归属仍有争议，而现任科索沃“总统”塔奇由于丑闻缠身，已经有意彻底退出政治，在与塞尔维亚的谈判过程中则显示出软弱一面，更有可能接受一些此前被科索沃方面视为于己不利的条款。

九月初与科索沃签订的协议当中包含了允许未来塞尔维亚修建穿过科索沃的道路、以及双方共用Ujmani湖的条文，这被一些人视为塞尔维亚的外交胜利。与此同时，小申根区的存在也被区域内反对者视为是替这一地区相对最为强势的塞尔维亚经济打开了挤压和征服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市场的大门。

对武契奇来说，推动这一切还有在此之外的更高奖赏——解决科索沃问题，将是塞尔维亚修复与西方关系、乃至于未来加入欧盟的基本前提。

疫后民生 

但变数中的塞尔维亚要面对的，不止是这些貌似利好的消息。

今年六月议会选举结束以后，由于反对派对选举结果颇不认同，加上民众对政府结束选举后再次收紧防疫措施普遍感到不满，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贝城示威中还罕见地出现了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这让因疫情而被迫宁静下来的塞尔维亚，一度出现了不小的动荡。

今年春夏之交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总统武契奇一度向中国求援抗疫，并在接见中国医疗援助团队时亲吻中国国旗。此举在中国国内引发不小关注，还上了社交网络热搜。之后从中国“取经”的塞国政府就在国内推行了堪称全欧洲最严格、最“中国”的防疫封锁措施。那时贝城乃至塞尔维亚全境，可谓一片死寂，只有巡逻的警车和夜晚居民楼的灯火证明尚有人迹。

然而，塞尔维亚不是中国，塞国的经济也承受不起长时间的“休克”状态。在短暂的封锁期间，塞尔维亚民众已普遍感到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许多人经历了个人收入的大幅下降，还有很多人直接因此失业。如果再封城数月，经济恐将崩溃，民众也入不敷出，外加又有议会选举的由头，这一切让塞尔维亚的强力“硬隔离”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月，在疫情远未过去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放松管制。

在选举开始数周前，贝城及全国各地纷纷解除封锁措施，只保留禁止大规模聚集等要求。但选举结束不久，这些防疫管制措施被恢复，留下了执政党疫情管控措施的松与紧只是为了便利选情占优，而不是出于疫情状况本身考虑的嫌疑。

而塞国经济已经在隔离封锁期间遭遇重创。根据一些媒体的统计，今年第二季度新冠疫情在塞尔维亚造成的工作时长损失，相当于51万份全职工作，或全部工作时长的14.8%，与此同时，还有70万人的工作摇摇欲坠，“处于直接危险当中”。

过去几年，塞尔维亚一直自诩“经济状况全欧最佳”，尽管这个说法相当违反常识，至少从GDP增速来看成绩的确值得骄傲：近两年塞国经济增速一直维持在年均4%以上，这在欧洲已是十分突出的数字。但更薄的家底、更高的增长期望和塞国经济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特性，以及眼下又有再度抬头迹象的新冠疫情，都让贝尔格莱德春天时信心满满的承诺看上去十分值得怀疑。

总统武契奇选择在此时迈出与科索沃方面的关键一步，意味着他尽管短期内仍足以掌控国内局势，却必须面对长期来看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风雨飘摇的经济、不可测的疫情威胁和日益引起民众不满的防疫措施、已经成为集会诱因的疑似操纵选举行为、塞国民众对科索沃问题的情绪化反应，还有夹在大国意志之间仍不知会走向何处的塞科谈判，以及更久之后与欧盟的入盟谈判，随便哪一项都可能让六月份贝尔格莱德流血冲突的一幕重演。

十月深秋的贝尔格莱德已经重回寂静。但就像表面宁静下水潮不断的多瑙河一样，这里的历史进程从来不乏激流和暗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