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面对动荡的世界百年变局，面对汹涌的全球疫情冲击，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的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又想起《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一段话："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拥有一个各种可能性的世纪"。世界在变，变无穷尽，变中有危，变中有机。

变则通，通则强，人不变则难立于世，国不变则孱弱无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蜕变和阵痛都需要有超前理念的伟大改革家救赎，从商鞅变法到王莽改制，从范仲淹变法到张居正新政，从邓公改革开放到国内经济循环，中国改革家如何跨越时代的沟壑高瞻远瞩，如何根据当世国情提出改革方案，又如何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阻力。

1、商鞅变法

1.1　春秋战国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商鞅

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毛泽东评商鞅

春秋是思想家的黄金时代，在这个阶段，以周礼为核心的框架发生了明显松动，民间的各种思想得以百家争鸣，尽情发挥。而战国则是政治家、军事家的舞台，无数小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生死存亡，其中实力最强的七雄，也不得不面对终极决战的到来，即使还没有做好准备。

战国时期的压力和残酷，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春秋是用笔来记下的历史，大多数时候，仅仅表现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口水仗，而战国是直接用血写出来的，常常出现类似秦将白起打赢长平之战，立即就坑杀敌国四十万降兵的惨剧。在商鞅之前，也就是公元前400年左右，李悝的变法在魏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帮助魏国成为了战国初期大牛。后来吴起在逃离魏国后（被宫廷政治陷害），在楚国也依样画葫芦的搞了变法，但都只是短时间内使国力得到了有限的提高，只有商鞅的变法像嚼了炫迈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

这样改天换地的改革，古往今来只有商鞅和社会主义中国做到过。如此的成功率，几乎可以约等于零。细分析下，只能说这是在诸多凑巧中的因缘际会。比如说当时的商鞅，赶上了想要有所作为的秦孝公，这点很重要。每一次改革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领导人对变革的欲望，不只是三天热度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这点就往往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碰上的机会。比如说秦孝公遇到了商鞅，如此的政务型天才，既有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纲领，又有执行力，这种大才往往也是几十年出一个。不过更重要的在于，当时的秦国很落后，这也恰恰是变法能够成功关键的关键。

1.2　秦奋六世，始于商君

为什么落后者反而能成功呢？因为阻力少。

由于中原各国发展较早，国家内部经过数百年的耕耘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艰难的合并与整合，领导人往往还是难以将资源统一起来。你变的每一条法，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你挡人家的财路，人家就该断你的生路。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中原各国，是一个大红海，但秦国因为起步晚，而且一直被当做蛮夷，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都比较落后，所以国内的利益关系更为简单，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这也是商鞅的铁腕可以铁到底的原因。

商鞅之所以能铁腕，在于秦孝公在后面能站得住台，而秦孝公能站得住台，本身也在于能够威胁到他的利益群体不多，他可以镇得住，也可以说，秦国在变法前，就具有成为专制国家的基本条件。比如说实行军爵制，之前的贵族世袭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再比如说西边移民，说移就移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地能够分封出去。中央之所以能够大批量的派官员下郡县去当官，是因为原本那个地方就没有被分封出去。故此，秦国一切成功的根源，在于它的落后。

“先胖不算胖”似乎是个永恒的历史命题，在乱世中最后出手清盘的人往往都是那个开始时并不起眼的人，比如刘邦、司马懿、朱元璋、多尔衮。

秦国因为这独特的历史机遇，打开了兼并六国的开关。

在孝公一朝，秦国兼并河西之地，与魏国共享黄河天险，占据崤涵之地，筑函谷关，武关，自此控天下之咽喉。东出楚魏可进中原，守则据关河之险足以自固。秦统一中国之基，就此奠定。

商鞅虽死于车裂，但后来秦国奋六世（孝公，惠王，武王，昭襄王，庄襄王，始皇）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功业种种，始于商君变法矣！

2、王莽新政

2.1　西汉末年

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以之身灭。——《宋书》评王莽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评王莽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痛苦,阶级矛盾尖锐，赋税劳役极其严重，贵族土地无数，奴婢成群寻欢作乐，人民无地可种，无粮可吃，无房可住。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在此背景下，初始元年，王莽成帝，改国号为新朝，一心改革，缓和社会矛盾。

有历史学家称呼王莽改革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改革，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众所周知的是，最终王莽的改制以失败告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覆灭是积重难返、君主昏庸，但像王莽这样因改革而灭，在历史中极其少见。王莽为什么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者？像王莽这样生活作风良好又为什么身死国灭？王莽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2.2　舍小为大，天下均平

首先王莽提出的土地兼并制度具有严重的问题。收缴旧贵族的土地，土地公有化，他将贵族的土地分给贫困农民，阻挡土地和奴婢的私人买卖，并且很大程度上减少官员的薪水，断别人的钱财，就像杀他的父母，这就严重伤害了地主、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当然了他自己生活简朴，减少宫廷开支。另外他采取一些措施稳定物价，并且把盐、铁、酒类和铸铜的收归国有。这些措施看似是为老百姓好，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很大的问题，农民虽然有土地，但是没有器具。王莽多次的币制改革，朝令夕改，经常用劣质纸币换取老百姓的钱币。每换一次，老百姓就被剥削一次。再加上天灾严重，旱、蝗、瘟疫、黄河和大决口运河改道等,灾区灾害范围大,持续时间长。老百姓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维持，农民纷纷起义，地主和官员也都参与反对行列，最终新朝灭亡。

王莽这雄心勃勃的托古改制，虽然对了社会之“症”，却下错了改革之“药”，结果越治越惨，非但没有解决原已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导致赋役更重，刑法更酷，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王莽这些看似美好的远古盛世蓝图，就像饱满而诱人的种子，却种在了污染严重的土壤里，要么根本长不大，要么最终只能结出可怕的恶之花来。

天灾人祸，再加上王莽兼具复古和超前的改革，得罪了全天下所有利益集团的他败得毫无疑问。纵然国灭，但是王莽改制这种“舍小家而为大家”的精神，和“天下均平”的治国思想，亦对后世改革产生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灵感。

3、庆历新政

3.1　北宋中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朱熹评范仲淹

北宋中期,各种矛盾急剧膨胀，崛起的西夏严重威胁着大宋西北的安全,而在与西夏的战争过程中,大宋一直失败,最后只能靠花钱买平安,这样一来,国家支出又翻倍,显得更为紧张。范仲淹以国家改革官僚制度为中心,大量裁剪“只吃饭，不干活”官员，而且重视农业，减少赋役的经济政策，虽然减少了整个国家财政开支,但触怒了保守派政治官僚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抵抗，反对派诬陷范仲淹废掉新帝。宋仁宗不堪压力，贬谪范仲淹，废除改革。改革力度尺度太大，新生改革势力无法与旧势力之抗拒，最终使改革如过眼云烟。"新政"政策实行仅一年左右,其他对改革派的措施，随着范仲淹等一些改革派被朝廷排挤驱赶出去后被彻底废止。庆历新政上有仁宗皇帝的大力支撑，下有范仲淹，欧阳修等等大臣的鼎力辅助，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失败？

3.2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第一、封建改革中，改革者所需要的集权性和皇帝封建专制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冲突。随着改革力度的深入，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改革者所需要的权利越来越大，必须有随意任命和裁掉官员的权利，一旦改革者有不臣之心，就会威胁严重的威胁皇权。到了后期，宋仁宗就慢慢地压制范仲淹的权利，所以封建王朝的改革到了后期大多数无疾而终。这是封建王朝的宿命。

第二、改革者很容易形成“朋党”的势力，也严重威胁皇权。范仲淹要完成改革，必须有一大部分追随者，像韩琦、富弼等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改革，但这正是皇帝所担心的，一旦这股势力，有稍微一点偏差就会脱离皇帝的控制。　　

第三、反对派势力太过强大。庆历新政实施时，范仲淹罢免并且下狱贪污人员，裁剪大量的官员，减少财政支出和花销，这使大地主，大官员人人自危，既害怕牢狱之灾，又担心寒窗苦读的官职丢失，不得不联合起来诬陷范仲淹。有被范仲淹惩罚的官员夏竦等人模仿范仲淹的笔迹，写下废掉新君，另立明君的诛心之书，加速了仁宗的猜疑。范仲淹不得不被迫请求被贬于地方，改革失败。　　　第四、范仲淹既是文臣，又是武将。历代以来皇帝认为文臣不可怕，武将可惧。仁宗时代，西夏屡屡侵犯边疆，骚扰北宋，范仲淹多次击退强敌，迫使西夏议和，这既是范仲淹的不世之功，但同时又在改革中加速了皇帝的猜忌。　　　

改革失败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范仲淹立足改革，秉公直言，慷慨陈词，攥写“万言书”的精神永垂不朽。纵然有杀身之祸，削官之险，牢狱之苦，绝不阿谀奉承，同流合污。为了实现“大同社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地种，多次被贬又如何？“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真正做到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赤胆之心，广阔胸怀。

4、万历中兴　

4.1　十年救赎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张居正

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万历十五年》评万历中兴

封建王朝为何通常都是200年寿命？50年建国，50年休养生息，50年矛盾尖锐，50年战乱刀兵。第三个50年既是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刻、又是改革的关键时期，明朝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全国一半的土地被大地主隐瞒不报，拒绝交税，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由于1550年，俺答汗侵犯北京，军费增加，财政更加拮据。天灾严重，黄河数次决口。人民流离失所，皇帝幼小，张居正掌握国家大权。为挽救危在旦夕的大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和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举措。在张居正掌权10年后，北方的“虏患”已除，东南的倭患也基本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帝国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到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帝国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像张居正这样的人才既有改革的能力和胆识，又掌握着国家大权，如何走到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4.2　屠龙勇士，终成恶龙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张居正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但他始终在与自己的内心抗争。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张居正死后，在被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孽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　　

政敌们罗织罪状，全凭想象。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一千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等，应有尽有。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张居正死后两年，家门被抄，两个儿子相继自杀。在他们执政10年间所努力进行的一些政治改革,像是肥皂沫一样地彻底幻灭。朱翊钧就是这样“看顾”的，翻脸不认人的冰冷，的确得到老朱家的传承。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张居正改革短期内达到了“道不拾遗，风清弊绝，市无二价“的理想社会，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张居正改革属于“人治”改革，随着张居正的年老病死，改革如“梦幻泡影”般消失。改革必须“法制”代替“人治”，才能旗开得胜，水到渠成，马到成功。

5、改革开放　

5.1　推陈出新

我对自己的评价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卓著功勋。——习近平评邓小平

80年代到90年代，国际环境形势复杂，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结束，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陷入矛盾和冲突之中。我国政治和思想环境也正开始自我怀疑，经济环境一度陷入瓶颈。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中，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邓小平以70多岁的高龄多次进行全国性的演讲，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开放的迫切必要性，提出另外多次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吸取有用的经济手段为我所用，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商品经济体制。

5.2　光辉岁月，同舟共济

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四十余年，改革开放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它带来的巨大红利让我国的GDP总量在开放30年后跃居世界第二，40年后总计GDP相比1978年增加了80倍！改革开放把中国人从虚玄的精神世界拉回到踏实的现实世界，从街头拉回工作间。使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人生除了天天斗争之外，还可以有好衣服穿，有好饭吃，家家户户幼有所依，老有所养，才是真正的欢乐和幸福。中国人民开始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幸福，并由此带来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极大改观。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像一股春风吹向华夏大地，给西方国家带来震撼；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希望；给华夏民族带来勃勃生机，给中华儿女带来了尊严和荣耀。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许多大事件都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人民总能回想起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学生自发打出的口号标语：“小平您好。”这是一位改革家为之服务的人民对他的肯定和信任，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拧成一股绳、不分彼此乘风破浪的坚定信念，它就像这段光辉岁月最具代表的剪影，把这群改革前浪的朝气青年与这位伟大改革家同舟共济的画面，永远地留在了共和国的记忆里。

6、写在结尾　

6.1　敢为人先，不惧生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人类文明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推陈出新的社会变革中实现的。——江泽民　

大约1000年以前，王安石为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先后举行“青苗法”、“保甲法”等重大制度变革，打击了封建世家大族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众人的倾轧，最终王安石先后两次被罢免丞相之职，心灰意冷，郁郁而终。40年以前，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调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诚如鲁迅所说：“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

古往今来，变法与改革往往意味着勇气与魄力，代表着担当与责任，更诠释着无私与无畏，而变法者要么一往无前却头破血流，要么一心为公却备受猜忌，要么变法成功赢得身前身后名。庆幸的是，每个时代都有一批敢为人先，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惧生死刀镬的改革派前赴后继，造就华夏文明的生命力浩浩荡荡延续数千年之久。

6.2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当今的中国，正迎接全球局势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兴国家力量正迅猛冲击着二战后的国际治理框架。面对动荡的世界百年变局，面对汹涌的全球疫情冲击，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的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又想起《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一段话：“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拥有一个各种可能性的世纪”。世界在变，变无穷尽。

变法，变中有危机，变中需法子。

改革，改中有机会，改中需革新。

在国家“十四五”计划启动的元年，金融、军事、科技，各领域的顶层设计者们正“摸着石头过河”，未来如何还尚未可知，可知的只是改革有进无退，时代的枪林弹雨除了直面也别无选择。滚滚的历史长河，每个人都只是一滴滴水珠而已，但这些人拼了命打在礁石上，借着太阳的力量，在消亡前折射出耀眼璀璨的光芒。此时不由想到悟空传里一段台词，用于描述这些改革家再合适不过：“大圣，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有不可磨灭的进取，也有饱含经验的教训，但从未改变的，是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心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追求。谨以此文，献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向所有改革家和革命者致敬。

(作者：徐照宜、薛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