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经济危机其实挺多，隔上几年就来一次，但是没有一个危机能比大萧条（1929-1933）更令人惊恐。

欧债危机，俄罗斯、土耳其还有南美各种货币轮番贬值，总能震撼神经，但到了最后会发现人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或许有人会被掠夺，但并没有那么赤裸裸的，有人会生活困难，但是总没有到崩溃的地步，总还有饭吃。

可以说，和政治造成的危机相比，经济危机要温和多了。近年来令人记忆深刻的1997年东南亚开始的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有一段时间人心惶惶，一部分人遭受打击，很快就修复了，多数人日子都在进步。

所以这次疫情造成的危机，大家也认为会很快修复。资本市场就是按着剧本在走，先是大跌出一个深坑，马上又涨到了危机前的水平。现在这么厉害的危机，大家也都似乎适应了，医疗资源已经够用了，因病去世的也不算多，心理重建已完成。

疫情还在，但是人们又有了新担忧，外贸和外交上困难似乎更为急迫，但是和以前一样，人们还是觉得可以克服。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又用了三年时间，酿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更大危机。在处理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到当初策略如何稚嫩。1930年胡佛为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帮助受困农民，签署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惩罚性关税开始了，世界贸易冰冻了，那些严重依靠外贸的国家经济崩溃。

二战后也遇到好几次危机，有一段时间政府频繁干预市场，觉得凯恩斯主义挺好，有了危机，政府就拉动刺激经济。但是战后的需求真空很容易被填满。战后还有一种倾向是国有化。

美国总统里根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要凯恩斯主义，政府得有钱，里根主义是减税，减小负担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一直到现在，美国还走在减税医疗体制改革的路上。这个理论的基础是减轻负担搏发展，增量多了分蛋糕更多。

中国现在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减税，减少个人和企业负担，另一方面是增加财政和政府支出，左拳右拳同时打。

以前遇到危机，政府天然就是自由竞争经济学派的信徒，他们会置之不理，认为这是自然反应，企业该为企业负责，个人该为个人负责，政府本身也挺困难。现在政府恨不得全程包办，对企业和民众都进行救助。以前认为增发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现在增发货币成了民众呼声，上上下下都没有障碍。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是财富分配出现分化，居民消费赶不上供给增长速度。后来人们提高了手段，发钱给民众，借钱给民众，发消费券给民众，千方百计提高民众消费水平。

遇到危机，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个人消费能力下降，这两个主体都不行，只能让政府拼命借钱，政府借钱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发行国债的，政府只能增加负债，政府增加负债，就是拿未来的钱，来为现在买单。

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的危机，就像活化石一样提醒人们不负责任滥发货币一下让民众和国家走向何种境地，但是一流经济体现在都在大规模发货币，也没有遇到像样的通胀。

今时似已不复往常，人们对财富和财政政策的理解越来越进化，妙手空空从未来借来一大笔钱，熨烫现在的风险，未来更好，这样借未来的钱就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有的国家未来会更好，有的不是，是的话就良性循环，不是的话就是剜肉补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