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积金，这个老生常谈、略显沉重的话题，有关于其存废的争论，从2月份疫情后一直延续到5月份的“两会”。近期，多位“两会”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废除或者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建议，引发新一轮讨论。

笔者认为，高成本问题也好，中小企业艰难也好，由来已久、成因复杂。实现“降成本”和纾困中小微，这都是系统性工程，与公积金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进一步讲，不能因为公积金有诸多问题，就把它当“软柿子”来捏；更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拿公积金填窟窿，掩盖社会保障、融资制度上的短板，让公积金来买单，并沦为“扶贫口”、“取款机”和“小金库”。

5月18日，国家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可见，不是废除，而是改革，这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

站在疫情后内外环境的变化看，住房公积金仍大有可为。“两会”后，马上要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估计规划的落脚点就是，未来3-5年，要把消费和内需潜力激活，不仅中产要“倍增”，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红利。当下，我们强调稳就业、保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构建强大的内需市场。

从增量贡献上看，新市民、农民工是内需的主力。打造内需潜力，当下我们最缺乏的就是普惠式的金融体系，这也是为何这次“两会”提出，2020年国有大行中小微贷款不得低于40%。本质上，“扎根”城市是新市民、农民工最大的诉求，也是内需潜力释放的载体。安居与扎根城市可谓一体两面，在当前高房价、高租金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

1994年，国家创立住房公积金，目的是将住房消费纳入工资，解决福利住房退出以后，城镇职工购房能力不足的问题。公积金“低存低贷”、“互助合作”的制度设计是良好的，平滑了“房改”过渡（从福利的左边到市场化的右边），创造了市场化住房启动的基础。现在，新市民、农民工“扎根”城市难，很大程度上也是包括安居在内的“大社会保障”欠缺所致。

因此，当前的安居形势与90年代初颇为类似。90年代创立公积金后，多数城镇职工分享到了第一波城镇化的红利。当前，迫切需要再造公积金，打造住房普惠金融，助推新市民和农民工能分享到第二波城镇化的红利（新型城镇化）。时下，之所以公积金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劫富济贫”、购房支持能力下降，就在于形势变了，但公积金制度没有与时俱进。

首先，福利住房制度的“残余”要割掉。当下，公积金缴纳标准，还是按照福利住房的分配标准来的。效益好、职位高的人，公积金缴纳标准高。如此设计，当时是为了改革过渡。经过20多年快速市场化后，当下的住房改革，已进入纠偏前期“过度市场化”的新阶段。这两年，“两会”关于住房的表述，都是放在新型城镇化框架下的，即住房要助推新型城镇化。

因此，公积金要割掉福利残余，住房支持上“穷帮富”就自然消失了。其实，类似美国的“两房”、日本的住房金融公库、德国住房储蓄银行，公积金要向政策性住房金融转型。运营模式上，通过国家注资、异地流转（调剂余缺）、发行政策性金融债等形式，壮大其规模，以低成本融资支持新市民、农民工安居，这是构建“租购并举”住房新制度的路径，也是夯实内需的选项。